苦心的父母   逃跑的爸爸

王阎的父母王长青和阎桂馥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小学四年级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发放的5、6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崭新课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学习和阅读，这对年仅16周岁的未成年孩子，就喊着“谁占在无产阶级一边，谁就是革命派；谁占在资产阶级一边，谁就是反革命派”的口号，于1967年底，他们带着无限的革命激情和赴边疆扎根干革命的愿望，从四季如春的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白雪茫茫的黑龙江国营农场做了“知青”，这一呆就是9年。他们本来就没有学到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经过这9年的艰苦生活的折腾，使所学的知识所剩无几，但手上的老茧确掉了一层又一层。白皙稚嫩的小脸也变得赤红粗糙，面部也布满了年轮，刚过天命之年，但看上去也足有60岁的人了。因而，他们饱尝了远离故乡亲人的痛苦和想上大学而没有机会的遗憾。为此，他们把上大学有出息的理想和愿望全都寄托在王阎的身上。1976年王长青和阎桂馥在组织上的照顾下，双双地有幸从黑龙江国营农场抽到了省城，虽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必竟是做了省直国营单位职工，两人感激涕零。

1980年“五一”节前夕，王长青和阎桂馥这对有着9年罗曼蒂克浪漫经历的恋人，终于在单位工会组织的主持下，举办了一个既简朴又热烈的婚礼，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年3月，王长青和阎桂馥的儿子，迈着春天的脚步，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人间。两人本来就没读过多少书，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为此，两人犯了难，王长青特意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字典，又在单位同志那里借了一本辞海，两人不耐其烦地翻阅着，查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字，作为孩子的名字。一个月过去了，孩子的名字也没有个着落，派出所急催着给孩子落户口，怎么办？王长青这个平日里能说会道的1.80米的汉子，在这个当口上也没了辄。

王长青特意到食品商店买了糖果和迎春香烟，一大早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派出所，将带来的糖果一个未拉地发了全所。王长青刚从派出所二楼下来，就被户籍警老张叫到了户籍办公室：“老张，给孩子起个什么漂亮的名字呀？”“我还真的没有想好？”王长青的额头上竟浸出了汗，户籍警老张看透了他的心思：“老王，你儿子就取你夫妻俩儿的姓好吗？就叫王阎吧，孩子丢了也好找啊！”户籍警半开玩笑地说着。“行，行，就叫这个名字。”王长青笑着频频点头。“这名字可不能反着叫呀！反着叫就叫阎王了。”说完，两人竟“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王长青的脸一直红到脖子。

孩子的户口总算落下了，王长青美滋滋地回单位上班去了。

王阎的出生给本就温馨的家庭生活，又增添了新的喜悦和生活的信心。尤其是有了儿子，王长青的腰杆儿更是挺得直直的。生活中，孩子四面受宠，一家人沉浸在这似快乐非幸福的生活之中。母亲阎桂馥为了减轻父亲王长青的家里负担，产后20天就要求上班工作，在她苦苦的哀求下，单位领导才特许她在单位做了收发工作。王长青为了减少家里生活的开销，他忌烟戒酒，把每月30多元的工资如数交给妻子。他每天上班所带的饭盒,只能偷偷地到一边去吃，害怕同事们看见自己饭盒里面的苞米面窝窝头和咸菜条炒黄豆，面子过不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阎在父母亲的精心呵护下，终于圆了父母上大学之梦，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可25岁的王阎对自己的内衣内裤、袜子还从来不知道怎么去洗，自理能力完全由父母和亲人代替了。母亲阎桂馥为了照顾王阎，竟然在单位申请了停薪留职，以保姆的身份在王阎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开了洗衣店，边照顾王阎，边料理洗衣店的生意，王阎上大学四年，母亲竟然陪读了四年。

婚姻物语：一想到结婚，我就喘不过气来，晚上睡不着，就琢磨着应该如何应对“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

16岁那年，我（王阎）读初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学年百名榜第5名的女孩子小娜，她身材苗条，容貌俏丽，可以说是校花吧！我俩都是校学生会干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俩来往密切，每次见面时，都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心跳，也许是青春期的蒙动吧！说起来，我还得真的要感谢她，由于我认识了她，想得到她的喜欢，我就积极努力地学习，说也怪，我当年各科的学习成绩提高了一大步，学校竟然把我做为学习典型，加大了宣传，使我的父母、亲友和我的同学老师，也都给以赞叹的目光。为此，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步步青云。这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吧？当时，我们对这些问题，还是有些似懂非懂。

就在我16岁那年的8月的一天晚上，高三的晚自习下课后，外面下着大雨，同学们都陆续被家长接回了家，我和她晚走了一会儿，就在这一刹那，我们的感情真的再无法抑制，达到了爱的顶峰，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第一次的偷尝了禁果。当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爱”，不理解“爱”的真正含义，也许那是青春期的冲动吧！从那以后，我们一发不可收。我们双方都真的爱慕着对方，也海誓过、憧憬过。从高中、大学竟然偷偷地开房同居。

本来我们一直是很开心的，可就在我们要大学论文答辩的关口，有一天下午，她突然说自己怀孕了！我的脑子里一下子乱了起来，没有方寸，耳朵也再翁翁直叫。这时，她妈妈也急匆匆地赶过来，非要我马上与她结婚不可。一想到结婚，我就喘不过气来，晚上睡不着，就琢磨着应该如何应对“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也想到了逃，可我又舍不得她，不好意思伤害她。就样的犹犹豫豫地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更是乱成了一团。孩子哭老婆叫，真叫我伤心。往日里的写字台和电脑桌子上，也摆满了奶瓶、水杯，孩子的尿布、脏衣服、扫帚、拖布更是扔了一地，进屋连脚都下不去。就这样，竟在我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做了丈夫和爸爸。本来我们是很相爱的，可自从有了孩子，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揽得无章可循，四面楚歌。我平日里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又怎么能懂得去照顾她和孩子？即此，我们开始争吵，相互埋怨。她也委曲地哭个不停。当时我想：我们就不应该结婚生孩子！和她在一起我着时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下班后，我故意拖延时间，借口与同事聚会或打扑克、玩麻将，不愿意回家，有意躲避孩子和她。可同事们也都有自己的家，他们那有那么多的闲余时间来陪我呀！久而久之，朋友和同事也经常在劝我，可我怎知道从何做起呀？后来，我上网打游戏，因为只有在虚拟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去年10月，我下了狠心，结束了这段让我窒息的婚姻，我知道这样做的确是很自私的。就是为了这个，同事、朋友与我的关系也再疏远。

视点：问问自己，能否为婚姻负责。

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时间的早晚，婚龄的长短，而在于充分的心理准备。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整个身心的成长都在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日益充足、信息的速度的更迭和选择的不断增多，进而，他们的从心理上自然会要比前辈们更早地进入婚姻和家庭和考虑之中。在我接触的案例中，不少成年人同居却不结婚，原因就是“恐惧”承担责任。“80后”从小是家中的宠儿、掌上明珠，他们是多个长辈围绕的中心，始终是在呵护下长大，很少有机会独立思考和行动。而“结婚”则意味着“独立”，如果当事双方都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当面临现实的生活时，就会难免有惊惶失措。因此，成年人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都先考虑：“我能否为后果承担责任。”（孙启山供稿）